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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步舟:打响冀鲁边抗战第一枪

日期:2020-09-18 15:27 来源:德城新闻网 作者:

锤落砧接,“叮叮当、叮叮当”,洪炉火舌欢快地舔着湿漉漉的夜空。

1937年七八月间,一到晚上,乐陵县(现为市)黄夹镇许家村刘文同闲置的院子里,两盘洪炉旁就围满了观看打造大刀的人群。时任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看着这热烈的场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待50把大刀、50支土枪打成,就拉队伍起事。“叭”!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日寇展开全面侵华战争。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领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

3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冀鲁边区大地在愤怒燃烧!

600万冀鲁边区民众的仇恨在心中愤怒燃烧!

负责筹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马振华赶到许家小学,他与杜步舟和延安派到山东的8名红军军事干部之一的周凯东(原名周发海,化名黄耀轩)商定:趁日寇还未到达的机会,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举行武装起义。杜步舟、周凯东态度斩钉截铁:“干了! ”

打鬼子,人为本。

当时杜步舟领导的乐陵等五个县的情况是:东辛店、流坡坞、龙桑寺三个乡农学校的三个大队已经拉起来了,这三个学校的校长是县委书记,每个大队有三四百支枪;乐陵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地主子弟成立的青训队里有地主花钱雇用的贫苦子弟,孙宝智所在的二大队有机会便拉出一部分队伍来,拉不出来便设法将其瓦解。杜步舟依靠后周、许家两个村的党支部,组织了三四十名教员,另外,黄夹镇的国民党段局子有17支长短枪,他们也被争取了过来。

14岁参军的周凯东,历经蒋、冯、阎大战,江西宁都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大智大勇,从士兵升任团长,有丰富的斗争、作战经验。他向杜步舟分析说:“那三个乡农学校,虽说校长、教务长是我党党员,但要真正把队伍掌握在党的手里、听党指挥,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孙宝智从青训队拉出队伍就更困难了。我们这里前段工作成绩很大,问题是教员太多,比较脆弱。至于段局子里混事的人,多数政治面目复杂,经不起革命斗争的风浪,一遇风吹草动便动摇妥协。我们的队伍应该以农民为主,尤其依靠贫雇农,作为队伍的中坚力量,也吸收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局子里的党员和苦大仇深的人参加,这样才有战斗力。 ”

响鼓不需重锤。杜步舟对周凯东说:“你的意见对,就这样干。不过,农民子弟中也有劣顽分子,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我们再加上个‘三不要’:爱钱财的人不要;嫖女人的人不要;吸毒品的人不要。 ”

时局动荡,鱼龙混杂。杜步舟和周凯东为预防不测,拉队伍先不公开共产党的“身份”,打着成立“乡村自卫队”的旗号:日本鬼子要来了,我们组织起来保卫家乡,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

许家,这个仅有7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的小村子,杜步舟直接发展和受其影响,抗战前至抗战期间有57人入党(后1人叛变),有7人为国捐躯。

村民栾义发唱戏演黑头包公在当地有名,他学包公一腔忠肝义胆。那天他把儿子栾曰红 (后任115师教导六旅三营排长,烈士)领到杜步舟跟前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了,跟着你去打小鬼子。 ”

栾曰红是杜步舟发展的党员,他的学生,在家是独生子,他娘去世了。杜步舟说:“当兵打仗,战场上子弹不长眼,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家就断后了,他不能去。 ”

栾义发说:“我都想到了。我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还知道忠心报国是大孝至孝。小鬼子来糟蹋咱,国要是亡了,那得有多少人家要断后呀?啥也别说了,你就带他走!”

杜步舟见栾义发铁了心,又对栾曰红说:“当共产党的兵,一生是‘二士’:活着是战士,死了是烈士,可要有决心啊! ”

栾曰红说:““老师,放心吧,红旗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

几天后,栾义发又把他的两个外甥孙子大林(刘汉玉,1939年许家战斗中牺牲)和小林(刘汉臣)送来。刘汉玉兄弟俩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村民刘万春与杜步舟脾气相投,交情深厚,冀鲁边区共产党领导人马振华、赵明新、邸玉栋、张墨仙、周凯东、鲁北特委书记于文彬等都住过他家。他将次子刘文和、长孙刘鹏(原名刘芝梅)送到“乡村自卫队”。

还有村民刘延龄、刘志安(原名刘治安)、刘延明三兄弟……杜步舟很快组织起100多人的队伍,由周凯东负责军事训练。

打鬼子,需要枪。

杜步舟对于文彬说:“‘乡村自卫队’只有20多支枪,人多枪少。 ”于文彬说:“宋哲元、韩复榘都有兵工厂造武器,我们就不能自己搞武器吗? ”

杜步舟豁然开朗:“对,我们可以打大刀、造土枪呀。 ”“好,试试。 ”于文彬赞同说。

打造刀枪需要钱买铁。杜步舟算了一笔账:打1把刀,得1元;打一支枪得5元,各打50把(支),至少需要300多元。到哪里去筹这些钱?

杜步舟把情况对党员们一说,大家齐声说:“没钱买铁,不怕,大家凑。 ”那时,党员交党费每月一个铜板。大家一合计,那个月每人交一元,共凑了100多元。

钱还不够。杜步舟想到了“请会”——民间习俗,穷人有事需要钱,摆上酒席请大伙帮忙凑钱。参加会的叫“随会”,大家都是“会友”。第一个请会用钱的叫“会主”,一般每个“会友”拿五元到十元,以后每逢清明或重阳再抽签决定谁当“会主”。

杜步舟同学的父亲苏同恩是黄夹镇上的牲口经纪,外号“黑台柱”,社会交际广,同大户来往多,他请苏同恩出面帮助操持。第一个会在苏同恩家里请,那天是黄夹集,杜步舟办了两桌比较丰盛的宴席,随会的有县衙门的小官吏、买卖铺子店掌柜、教员及富裕些的农民20多人。席间,杜步舟殷勤地给各位“会友”满酒,酒过三巡,他站起身躬手一揖说:“诸位会友,近日步舟家中不幸遭灾,急需一笔款项,有劳诸位相助,步舟深表感激。 ”之后,杜步舟又请了一次会,两次“请会”筹借了300多元。

据刘文同的儿子刘芝莲回忆,此间其父卖了3亩地,又向小海李村的地主借了200大洋的高利贷,帮助杜步舟筹集武装起义经费。 1940年,刘文同在庆云县城南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40岁,是乐陵县著名烈士之一。

然后,杜步舟找许家村铁匠周师傅商量说:“老周师傅,你看搞点土枪、大刀看家自卫怎么样?”

络腮胡子、红黑脸膛的周师傅一拍胸脯,哈哈笑着说:“菜刀能打,铡刀能打,大刀,当然也行了。 ”杜步舟把打刀枪的事儿说了,周师傅满口应承:“行。我一盘洪炉太慢,再叫上后周村的铁匠张师傅一块干。 ”

二位师傅各带三四个徒弟,晨迎朝霞,晚披星月,“叮叮当,叮叮当”的锤声震动了冀鲁边大地。杜步舟又请了一个姓陈的小炉匠,用火药和铝制造了一批“电光子”(一种土枪子弹)。

至此,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人,有了;刀,有了;枪和子弹也有了。

杜步舟向工委马振华等领导汇报后举行武装起义,他扯了一个大红被面做了一面大旗,队员们把大刀磨得锃亮,刀柄上的红绸布随风飘动。

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1937年8月13日清晨,黄夹镇上扬起了一面鲜红的大旗,上书“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红旗下,团长杜步舟、副团长周凯东、政治部主任张墨仙带领130多名身背红绸子大刀、步枪的队员整装列队,“好男儿上前线、武装保家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响彻云霄。

杜步舟,在冀鲁边区拉起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1938年9月,肖华率领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冀鲁边区,杜步舟率领的第六团整编为第六支队八团三营,他任营长,关星甫任政治教导员。他们打盐山、袭庆云、占无棣、火烧敌炮楼、鏖战武家集、浴血徒骇河……从首举义旗到抗战胜利,“老三营”立下了赫赫战功。冀鲁边区老八路郑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扬州市副市长)作诗《赠杜步舟》赞曰:“黄夹战旗映天红,能打能转老三营,至今历历传佳话,今日喜存老英雄。 ”

□朱殿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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